《传媒观察》｜问道“田野”：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可能路径
编者按:围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话题，广州大学教授郭建斌在《传媒观察》第5期刊文，从“民族志传播研究”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入手，结合作者本人长期在该领域耕耘的经验，从田野的具体所指、独立提问、发现“破绽”、形成独特的理论表达等方面展开讨论，最后落脚到田野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讨论，对于回应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如何做”，以及如何“从田野到理论”等问题，或许会有些许启示。
对于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近年来学者们进行过不少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大多从宏观、思辨的层面上来展开，对于如何做，则较少涉及。本文主要聚焦传播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民族志传播研究，基于本人长期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经验，在方法论层面对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田野
对于“民族志传播研究”，笔者曾对其做过这样的界定：“所谓‘民族志传播研究’，指的是以田野调查（包括民族志）作为主要方法，以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传播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一种理论建构型研究”，在这一界定中，“民族志传播研究”的对象是“传播实践”。
这里所说的传播实践，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表达，不仅仅是媒介的使用，也包括媒介内容的生产、传输等。其实“传播实践”还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大量的与大众传媒无关的文化实践，如“饭市”“草根媒介”“皮影”，甚至还包括民间文学“文本”演变、传播网络建构，乃至宗教实践，话语抗争，等等。这样一些“传播实践”的场所，同时也构成了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田野。
可以说，“传播实践”包含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传播实践”，指的是媒介及其内容的生产、传输及使用；广义的“传播实践”，则是那些具有传播学意义的文化或社会交往实践。这些广义的“传播实践”，也大大地拓展了田野的范畴，由此，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田野，就被大大地拓展了，尤其是那些基于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现象所进行的讨论，使其具备了理论创新的潜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田野已经从“线下”拓展到了“线上”。中国互联网丰富的实践，同样给研究者开辟了又一片新的田野，对此进行“深耕”，同样具有理论创新的可能。
在过去20多年中，国内民族志传播研究逐渐被学界接受，不少学生、年轻教师投身于各种各样的田野，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更多呈现的是一些新的故事、现象，鲜有新的理论产出。这一问题不解决，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无望。因此，本文也将重点探讨如何“破解”这一迷思。
二、立足田野做独立提问
秦晖说：“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如何基于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况提出独到的研究问题非常重要。没有问题的“学术”空泛且脱离实践。
笔者当年写博士论文时，前往“独乡”收集了大量的田野材料，但如果仅仅只是呈现田野资料，那是现象层面的“浅描”，与学术论文的要求不符。调查期间，笔者发现了电视与当地群众生活的关联，从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地人的电视观看活动到底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在此思路引导下，笔者完成了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正如夏倩芳所说：“做研究首先要找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一个好的问题才可能会有一项好的研究。”
笔者认为，基于特定的经验现象进行提问，正是民族志研究能够不断地促进理论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也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一个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或许也应该从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入手，如：何为“中国”？中国新闻或传播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后一个问题还可以做如下延伸：传媒是如何“普及”到那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接触、使用传媒的？他们又是如何去解读传媒上的内容的？传媒进入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后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认识，对于现象的把握，是不深入的。现象观察扎得不够深，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以及对于研究问题的回答，往往会流于表面。
三、在田野中发现既往理论（或概念、方法）的破绽
笔者最初选择民族志的方式来完成博士论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论恐惧”，但是后来写论文时发现，学术研究无法绕开理论。不过，当笔者占有了较为丰富的田野资料之后再来读文献时，感觉不像以前那样“怵”理论了，甚至发现很多理论其实并不是那么完美。
事实上，做过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之后，会明显感受到，不少理论对经验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正是人类学（或民族志）所强调的“整体性”视角，让笔者在田野考察中不仅仅局限于作为电视节目的文本与电视观看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把电视观看活动置于一个更大的时空情景中。如电视信号从何而来？电视机从哪里来？电视观看又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场景下发生的？这样的电视观看活动又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等等。从这样一些问题入手，笔者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仅仅聚焦于文本与观看者的“传受关系”，是十分狭隘的。一方面，戴维·莫利关于电视观众的研究成为笔者研究学科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在方法上，笔者也发现戴维·莫利的研究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存在很大差别。
笔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研究过程中对于某些基本概念进行过反思，比如“仪式”这一概念在传播研究中被广泛涉及，受西方文献的影响很深。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时，笔者刚好在“独乡”做调查，依据观察写成了一篇论文。在写作论文时，笔者发现：既往人类学仪式理论，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所作的“过程分析”（甚至也包括结果），但是媒介参与之后的“仪式”（具体指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开幕式，亦可称为“媒介仪式”），其空间意义得到了极度强化，不宜再沿用“过程分析”，而应该从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后，仪式概念或将产生新的理论突破点，进而形成新的理论表达。
四、基于田野形成独特的理论表达
基于田野调查发现既往理论（或概念、方法）存在的破绽，只是处于“破”的阶段。如果只“破”不“立”，于理论贡献无益，最终只会沦为自说自话。
就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破”而言，并非是一开始就对某种（类）理论提出整体性的挑战，而是要基于某些特定的经验作出独立提问，与此同时，也要发现既往理论可能存在的“破绽”，继而对研究问题作出新的理论上的回答。在与其他理论话语不断交锋的过程中，新理论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就是从“破”到“立”的过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一系列的理论作为支撑，还要做到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自洽，这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民族志传播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的田野，经过了20多年的耕耘，虽然目前尚无规范理论的产出，但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粗浅的操作概念，这样一些工具性概念，或许是未来构成理论的某些部件。在此，结合笔者的研究，对某些部件的生产过程及其可能的理论价值作一个简要说明。
如前所述，笔者在对“独乡”的电视观看活动进行阐释的博士论文中，把研究问题表述为——当地人的电视观看活动到底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 2007年下半年，笔者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访学，和潘忠党教授沟通之后决定对“独乡”田野调查期间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再阐释”，并希望在理论方面较此前的论文有所突破。这样的探索历时漫长，直到找到“在场”这一表述时，笔者才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在场”概念是笔者基于“独乡”电视观看活动的田野资料所形成的一种理论表达，此后，笔者在另一项关于流动电影的研究中，继续沿用了这个概念，并对其理论内涵作出了更为完整的阐发。目前，“在场”还只是一个操作性概念，尚未成为理论，但是这样一个操作性概念，是笔者基于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形成的具有某种理论意味，同时也多少具有一点原创意味的理论表达。
五、从田野迈向自主知识体系
有学者在讨论政治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提出这样三种进路，即“历史进路”“理论进路”“经验进路”。这三种进路，不仅仅适用于政治学中的政治概念，对于其他学科（或概念）而言，同样具有适用性。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志传播研究”而言，所取法的是一种“经验进路”。目前关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主要还侧重于“历史进路”和“理论进路”，涉及“经验进路”的不多。
笔者所言的田野，并不仅仅是当下，也包括了历史。在这方面，笔者也做过一些粗浅的尝试。就西方传播学发展而言，有学者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论断：1844年电报的出现，“标志着传播从交通中第一次分离出来，并开启了电子媒介时代。”正因如此，在当下的西方传播研究中，“交通”或“路”似乎是一个不属于传播研究范畴的议题。但是在笔者多年的田野研究中，尤其是在结合各种史料对某个民族（或人群）的迁徙及历史演变的考察中，笔者发现“路”之于传播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路”除了具有具象层面的丰富意义之外，在抽象层面，还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有联系。基于此，笔者提出“由‘路’及‘道’”可能是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关于“路”的研究，还有更多的具体问题值得做更为深入的讨论。
六、结 语
所谓自主知识体系，说到底，是一个理论体系。本文基于民族志传播研究这样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作讨论，背后所涉及的一个更大的方法论是如何“从田野到理论”，因此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还想对这个方法论问题略作说明，以期更好地彰显本文基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所作的讨论的普适性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就“基于田野实践建构中国政治学理论”话题谈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实践创造了丰富经验，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对其加以概括和解释，存在‘概念赤字’现象。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之间严重不对称。大量的研究只是一种叙事表达，而不是由独创性概念构成的学理表达，造成‘有理说不出’的困境。”此类现象，其实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本文中，笔者结合自己20余年从事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经历，对如何“从田野到理论”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的回答，即立足田野做独立提问、在田野中发现既往理论（或概念、方法）的破绽、基于田野形成独特的理论表达。这应该也是基于田野研究进行理论建构的一种通行法则，也是人类学形成理论创新的知识生产机制，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被其他学科接纳的重要原因。
最后想说明的是，“问道田野”仅仅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可能路径，并非全部。人类学的方法并非万能，仅仅是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比照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在贡献原创性概念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这也意味着，包括民族志传播研究在内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田野研究，仍然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
作者简介：
郭建斌，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原文11300字，原标题为《问道“田野”：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可能路径》。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